试论高校学生管理公示制度的背景和意义

管理过程的公正和效率与管理过程信息披露的程度和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以公示制度取代公告制度是一个与社会改革发展同步的制度变迁,是寻求更为积极、互动信息交流的管理改革尝试,其背景和意义是值得探讨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路径探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形成符合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规律的有效路径。本文主要从科学规划、改善农村发展环境、培育新型农民和创新农民组织体系等四个方面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路径进行了理论和操作层面的分析。     

森林文化学及其在高等林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为探讨森林文化学的概念及其学科体系的组成,该文通过对中外森林文化思想的产生和我国森林文化研究发展历程的考证,提出了一个森林文化学的定义,即森林文化学是研究在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上的森林文化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文章考虑了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森林文化学学科体系应该涉及的范围,认为森林文化学课程是林学等相关专业的主要专业基础课。森林文化学有益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改善、人文素质的提高和人格的培养。生态文化学科群的建设,将对我国高等林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文章建议我国应建设面向世界的森林文化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     

移动运营商项目后评价体系研究

本文回顾了项目后评价的历史以及进行项目后评价的重要意义,并且从社会意义、竞争要求以及资本市场的要求三个方面提出了我国的电信运营商进行项目后评价的迫切性。然后根据移动电信运营商的项目特点就移动电信运营商如何进行项目后评价提出了实施建议,并介绍了各种后评价方法的应用。最后,本文提出了建立项目后评价知识管理系统的建议,以提升项目后评价结果的应用层面,提高企业的投资决策水平。     

制度建设何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从价值功用到建构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要求。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社会稳定直接关乎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讲,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是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优良治理的最佳策略。制度体系因其结构特征和构成逻辑所显现的耦合效应、嵌套关系、吸纳能力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治理实践的现实需求,使其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之中。制度建设之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价值功用主要体现于:制度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而且可以形塑社会秩序基本样貌。也因此,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制度建构应该着眼于:以制度创新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聚政治信任、以制度资源推进认同整合、以制度吸纳促进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参与协同治理。这既是化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性策略,也是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构逻辑。     

族源、制度与家国：丽江《木氏宗谱》美藏整理本的人类学研究

丽江《木氏宗谱》美藏整理本是《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重要文献,其以美国国会图书馆珍藏的被誉为纳西学之父洛克搜集整理的《木氏宦谱》为蓝本而重新汇编的整理本,是迄今关于丽江木氏土司家族最为完备的史料,对研究近古时期丽江地区乃至整个滇西北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价值。从人类学的视野看,《木氏宗谱》美藏整理本是追溯丽江木氏家族渊源最为翔实的记忆文本,是承载丽江木氏的一部家族制度史,也是丽江木氏与元明清王朝国家关系变迁的历史书写。     

论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逻辑展开

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力量。党组是党对非党组织实施领导的重要载体,通过党组的整合与汲取,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组在中国特色的党政“条块治理结构”中,实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承载着打破官僚主义的希冀。党组是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实现依法执政的组织形式,将党的领导行为转化为执政行为,从而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逻辑框架：制度环境·主体类型·实践方式

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是推动养老服务多元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基于参与式治理理念,可从制度环境、主体类型、实践方式三个方面构建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基本逻辑框架。从制度环境看,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具有宏观制度环境开放鼓励、微观制度环境渐趋宽松、制度执行环境模糊约束的含混性特征,需要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才能更好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从主体类型看,参与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主体类型可以划分为养老服务供给型社会组织和支持型社会组织,分别强调其专业服务优势和多元资源支持。从实践方式看,社会组织主要通过承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营机构养老服务、开展志愿养老服务、组织互助养老服务等直接方式,以及政策参与、资源动员、行业自律等间接方式参与养老服务建设。     

保障性住房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来自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住房是农民工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建设保障性住房(简称“保障房”)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关键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结合最新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居住在保障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仍然偏低,意味着针对农民工的保障房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第二,相比于租房,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后,结论保持一致.考虑到模型中潜在的选择性偏误,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加以纠正,并通过逆向概率加权法、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调整变量衡量方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第三,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相比于90后农民工,保障房对80后农民工的影响更明显.由此,提出要发挥保障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应当突出保障房建设的多样性与差异化、优先考虑就业居住超五年和80后农民工等方面实施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制度改革举措.     

谁是下一代农场主? ——家庭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意愿及其发生机制研究

文章从制度支持机制、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和收益-风险约束机制三个维度分析了影响家庭农场主职业传递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制度支持机制对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相对于选择家族内其他成员而言,政府开展的人才培训和政府补贴有助于农场主子女作为职业代际传递对象;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对家庭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选择家族外成员而言,在子女参与农场劳动的情况下,农场主将优先选择子女作为职业继承人;从收益-风险约束机制来看,家庭农场的短期收益对农场主的职业传递意愿并不具有显著的统计影响;农场主在认为农场经营存在较高风险的潜在收益时更愿意选择子女接手未来的农场经营。由此提出：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家庭农场的制度支持外,还应该提供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鼓励发展亲代与子代共同经营的家庭农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应该为具备农业企业家才能的能人创造宽松的环境,并致力于加强农村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